女/性 | 东西方的父权制
东西方的父权制
丨作者：Judith Whitehead
丨译者：莱丽
丨校对：乱码
在《以女权之名》中，萨拉·法里斯（Sara Farris）正确分析了三个不同欧洲群体在描述“穆斯林和非西方移民女性”时表达中的趋同性。她在文章中讨论，在当今欧洲出生的妇女已普遍实现家庭外就业的前提下，受害者群体的身份话语是如何对推动移民劳动力的高需求这一过程贬低至社会再生产工作（如儿童保育，照料老人，保洁工作等）的商品化领域中的。
文章第一章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解析了“受害者身份话语”的结构。形成这一话语群体的主要推动力有三个：欧洲右翼民族主义政党，政府对移民女性的政策和一些杰出的欧洲女权主义者。由于欧洲性别关系的构建与中东父权制根本性不同，作为被动受害者的穆斯林和非西方移民女性的发声被称为“女性民族主义”。法里斯指出：“女性民族主义”的话语出现既适用于非西方移民妇女的公民融合方案，也适用于新自由主义工作福利计划，可以将移民妇女引向社会再生产工作。同时，通过分析商品化社会再生产领域的政治经济因素，法里斯总结了这本书是如何阐述该领域的性别化和种族化的。
该书中，社会再生产的政治经济秩序遵循于松散的女性民族主义，而全书的结构表明社会再生产工作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部分源于女性民族主义的讨论。对于理解在法国，荷兰和意大利出现的已“种族化”和“性别化”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法里斯提供了两个不同视角，在前四章着重于后现代主义的受害者身份话语阐述，而最后一章揭露了社会再生产的政治经济因素。
法里斯在第一章和第二章议论道：不只是欧洲右翼政党（如法国国民阵线，意大利北方联盟政党，荷兰自由党等）在构建反伊斯兰教的欧洲身份时挪用了性别平等话语。政府针对促进公民融合政策和突出的女权主义者的发声同样参与了其中，它们将来自中东的移民刻画成在宗法和暴力的性别政治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与西方所谓自由，开明性别关系不相容的，落后愚昧的“野蛮人”。
法里斯借鉴了批判性种族理论和后殖民主义学说，既展示了性别话语如何被种族化，也说明了种族主义论调如何呈现出明显的性别拐点。在反伊斯兰语境下，穆斯林女性被认为是受结构性压迫和被父权传统剥削的牺牲品，也是等待着有厌女情结的男人拯救的被动受害者。这些东方主义性的论调通过政治话语、大众媒体、公民融合计划以及关于（穆斯林女性的）面纱的公开辩论传播。法里斯着重阐述法国关于禁止公共场合穿戴尼卡布（穆斯林女性在公共场合戴的面纱，通常只露出眼睛）或者蒙面纱巾来解释伊斯兰教色彩的一种另类的性别关系。她将这场争论追溯到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历史中，在这段历史中，“妇女取下面纱”成为征服该国的隐喻和象征，而对此，一些阿尔及利亚女权主义者分析为殖民主义性质的强奸幻想（第75页）。而对法里斯而言，这些要求妇女取下面纱的法律呈现了一种支配女性身体的“性幻想”，继爱德华·赛义德之后，她认为关于面纱的争论是伊斯兰文明和欧洲文明本质架构中根本性不同的部分体现。
在第三章中，法里斯讨论了在许多欧洲国家目前法律规定的公民融合计划中隐性的种族化内容。她认为，虽然此类型的政策侧重于普世价值观下的个人权利和性别平等，但它们通过将"先进的"欧洲性别道德与其他“类型”的性别道德进行对比，将后者在定义上为"落后"，这在无形中助长了民族主义。作为理想化的"西方"身份的象征，人们十分注意母亲和母亲的作用，以及母亲和父亲的平等作用和权利（第96页）。第四章涉及了公民融合方案与新自由主义工作福利政策相结合的问题，说明了穆斯林和非西方移民妇女如何系统地转向特定的工作类型（如酒店清洁、家政、儿童保育和照料老人等），而这些刻板意义上“女性化”的工作往往报酬低且监管不力。因此，有促进两性平等作用的公民融合方案中的既定原则与将非西方移民妇女纳入社会生育的工作福利方案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然而，这些矛盾实际上被一种“被普遍认同”的欧洲种族主义所掩盖，这种种族主义将最卑微和单调的工作分配给了各种"外来者"。
第五章涉及社会再生产的政治经济话题，记录了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护理商品化发展及其对非西方男性，女性移民的不同影响。男性移民就业量（主要在建筑业和制造业）大幅下降，但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就业却没有减少;事实上，在2007年至2011年经济衰退期间，社会对此类工作的需求有所增加。法里斯预测，随着人口老龄化，且在欧盟要求将女性工作参与率提高到75%的趋势下，未来十年，移民妇女从事社会再生产部门工作的需求将进一步增加。她认为，由于社会再生产工作具有人性化成分，因此不容易实现机械化，而由于它经常在家庭场所内运作，它在空间上是固定的。因此，虽然男性移民者是劳动力的主力后备军，但是他们在经济衰退时期容易被裁员。而非西方女性移民者却相反，她们是社会再生产的"正规劳动力大军"。在未来几十年里，随着欧洲出生的人口的老龄化，这样的劳动力人口数量只会增长。
法里斯在“关于女性民族主义的政治经济”章节中，对当代欧洲社会再生产工作的性别和种族区分提供了重要的新见解。第五章说明了女性移民如何被引导到社会再生产领域，并完成标志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之间关系的重大转变，同时记录了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是如何使被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持续运转的。简而言之，资本主义关系正日益渗透到国内领域，在资本主义的大部分历史中，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与商品化和有薪劳动的力量隔绝，尽管这对资本主义的运作至关重要。资本主义关系在社会再生产的渗透以及"家务劳动"的分裂性质对社会再生产理论具有重大意义，许多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都对此感兴趣。
然而，在法里斯关于后殖民框架的论述中提出了几个问题。首先，东方主义对中东的表述已经流传了几个世纪，只不过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尤为突出。在目前的地缘政治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对中东多个国家的侵略，造成数百万人死亡，伊拉克、利比亚和阿富汗等国遭到破坏。在英国、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帮助下，“伊斯兰妇女需要西方势力拯救”的东方主义性质形象在美帝国主义的中东意识形态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在这个前提下，“反伊斯兰教”浪潮就变成了一种强大的物质力量，并与美国领导的帝国主义侵略灾难直接交织在一起。然而，殖民主义讨论侧重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达到其高度的统治表现。因此，虽然在十九世纪末强迫阿尔及利亚妇女取下面纱与目前在法国关于面纱的讨论之间有着象征性的相似之处，但历史追溯和回响并不是因果关系。
其次，虽然殖民话语权将"外来者"有目的地同化为“落后的”种群，但法里斯的后殖民批判模式可以产生自己的同质化主题，即"穆斯林和非西方移民妇女"。这一类别由来自中东国家的多元的妇女群体组成，并构成一个独立的实体。仅从宗教和地理角度界定她们，从而洗消了她们独特的历史、政治立场、意见和背景[1]。例如，法里斯对禁止戴面纱的法律的讨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中东妇女不戴面纱，而这当中的许多人认为自己是“温和的”穆斯林，或者持有世俗和左翼观点。事实上，这本书没有进行包含对"穆斯林和非西方移民妇女"群体的调研，尽管这个庞大的人口是它的中心主题。第三，这篇文章主要通过殖民时代的隐喻来分析欧洲当代的种族主义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关系，造成往往将符号和形象的领域与物质社会关系相分离的结论，而不是表现出其辩证的相互关系。因此，被种族化的两性关系成为意识形态或被讨论领域的一部分，而劳动力市场和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的一部分，而将社会关系领域归为二分法领域，是阻碍了对性别、种族和阶级交叉性以及种族和性别阶级关系的社会重要性的充分理解。这是因为殖民话语主要是由语言和文化定义的，似乎是后殖民化而不是性别或阶级构成了非西方主体地位的全部[2]。
最后，文章对后殖民时期的批评往往集中在西方和其它国家之间分裂的单一轴心上。由此，"中东和非西部"地区的阶级和父权制被掩盖或被忽视的事实不知不觉地为非西部地区的右翼政治政策提供“可乘之机”。所以当通过纯粹的后殖民框架进行分析时，“政治性伊斯兰”的发展和意义仍然不透明，而其他非西方背景下的父权制、等级制和专制政治运动，如印度的印度教，也同样被忽视。然而，所有右翼民族主义政策，无论是西方的还是其它性质的，都建造了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名的国家"想象的共同体"，其中适当的男性、女性和"他者"模式占据了中心位置[3]。正如桑贾里·库姆（Kumkum Sangari）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生活在持续存在的多重父权制中，右翼政治政策通过强调其文化差异优于其他父权制而将这些父权制显性化[4]。
然而，尽管它们表面上存在差异，例如，在一些中东背景下的“面纱”与欧洲和北美的“物化身体”之间，右翼国家建设的模块化模式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大多数右翼民族主义信奉新自由主义，对"他人"表示敌意和恐惧，强调父权制对妇女的控制和性压迫，提倡权威主义，使其接受日益严重的阶级不平等。反种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应该分析这些明显不同的形式，更好地理解并最终拒绝所有这样的论调。
毫无疑问，各种表现形式的父权制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中的重塑将西方的性别差异形式描述为最先进的"平等主义"。就欧洲的"穆斯林和非西方移民妇女"而言，种族主义常识似乎是引导这些社区从事低薪社会再生产工作的主导话语，而法里斯对这一论点是认可的。然而，她的工作将受益于对交叉性的更细致的分析。这是一个考验智力的任务，因为它需要被重新思考：阶级并非一个自治的范畴，而是一个已经由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父权制和地方历史所塑造的概念[5]。
社会再生产的观点可以表明，在所谓的私人领域，在直接劳动/资本关系之外存在的一组特定的性别和种族化社会关系中，如何通过劳动力的再生产向资本提供劳动力[6]。 因此，性别、种族和阶级的交汇和共同构成侧重于与阶级同等重要的实践，即社会实践。种族主义和父权制不是生产与再生产的意识形态表征，交叉分析并不仅仅包括在政治经济中增加后殖民性质的批判。相反，社会的目标必须是了解生产、再生产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分层社会关系和相互作用。
注释：
[1]《"'穆斯林'妇女和'西方'女权主义者：关于普遍性和具体性的争论 Monthly Review 50, no. 7 (1998): 20.
[2]《理论上：类别，民族，文学》 (London: Verso, 1992), 171.
[3]《 财产与礼制：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中的性别与阶级》(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1), 1–21.
[4]《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 (London: Zed, 2015), 259–86.
[5]《思考：关于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论述》 (Toronto: Women’s Press, 1995), 48.
[6]《超越交互的社会再生产：采访》Viewpoint, October 31, 2015, http://viewpointma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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